当然，远程办公入口下还有另一个更为直接的优势。已经涉足远程办公市场的巨头中，除了字节跳动之外，均在云计算市场中布下了“重兵”，哪怕远程办公仅是一个过渡性方案，疫情结束后外界对远程办公的热度将褪去大半，却也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用户习惯培养，为进一步的企业上云埋下了伏笔。
即便不考虑巨头们切入远程办公的商业考量，仅仅从社会维度的立场上讨论，可能是国内协作办公模式的转折点。
远程办公、在线办公等并不是什么新概念，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扮演的都是“辅助”角色，远程办公只是个设想，而非现实。可以找出的理由有很多，比如中国老板们狭隘的安全感和控制欲，即便是远程办公也要求员工在系统内打卡签到，乃至全天直播办公；还有人上升到了企业文化的高度，似乎只有坐在一起办公才有所谓的企业文化。
本质上还是效率在作祟。
中国的老板和员工还未建立“不见面雇佣”的信任关系，企业的制度也不允许不见面的情况下清晰传达业务目标，培养员工间的凝聚力。当“远程办公”和低效率画上等号的时候，中国远程办公人口的渗透率还不足1%，大多数员工不得不忍受三四个小时的通勤，每天准时到公司上班。
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硅谷就流行起了在家办公的SOHO模式，在IBM、微软、Google、Facebook等科技公司中颇为流行，云数据中心公司哈希有85%的员工在其他地方，开源软件平台GitLab称自己是一家“纯远程办公公司”。
即使是诞生了“社畜”一词的日本，东京的一些车站内出现了类似电话亭的单间隔间，配备有桌子、沙发、网线和充电口，以便通勤路上的员工可以随时处理工作。尽管一些日本网友以“社畜展示中”来讽刺这种模式，却也折射了办公场景在日本的新思路：办公室不再是工作的必要载体，家里、咖啡馆、甚至是车站都可以跻身其中。
某种程度上说，疫情下顺势诞生的远程办公，是一场意外的用户习惯教育，也将迫使企业的管理者们重新思考数字化工具的价值：在远程办公工具无处不在的当下，固定场所的办公是否还是必需品？
乐观一些的话，远程办公的价值之间成为共识，一些老板会重新算一笔经济账：每年在远程办公系统上的花销是否比房租有性价比？在工作效率相差不大的局面下，让员工免受三四小时通勤的煎熬，是否比交通补贴有幸福感？继而在企业管理者“解放思想”的过程中，加速远程办公的流行，甚至出现一些零办公场地的公司。
而当“云”取代办公室成为新的基础设施，终归会引发一场经济结构的变革，原本被房地产商占据的租金，转移到了线上的办公系统，最终的受益者无非正是当下筹谋远程办公的拉菲娱乐平台巨头们。
